| 送交者: hgao[★★★★★天山隐士★★★★★] 于 2017-10-15 19:51 已读 12635 次 |  |
他是官三代，也是富三代， 从小接受的是最好的教育，
就读的都是世界一流的名校，
却很不“争气”，没有拿到过一张文凭。
在没有文凭的情况下，
他竟然成为了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
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
他是盖世奇才，
是全中国最博学的人，
被誉为三百年难得一遇的大师！
他，就是陈寅恪。
1890年7月3日清晨，
陈寅恪在长沙呱呱坠地。
他的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
被曾国藩称为“海内奇士也”。
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
是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
这是陈宝箴1895年人湖南巡抚时推出新政微服私访的便服原照
父亲陈三立是诗坛泰斗，
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
并称“晚清四公子”。
徐悲鸿所画的陈三立
和其他不学无术，
挥霍无度的公子哥相比，
他简直是贵族界的一股清流。
这个官三代，富三代，
不喜欢玩乐，也不喜欢奢侈，
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读书！！！
别的小孩在玩耍的时候，
他在安静地坐着读书；
别的小孩已经呼呼大睡的时候，
他把头蒙在被子里偷偷看书。
是个名副其实的读书狂！
1896年，陈氏兄妹合影。右一为陈寅恪。
1898年，陈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戊戌变法失败，
慈禧垂帘听政，
陈宝箴父子因在湖南率先变法，
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
政治生命彻底结束。
陈宝箴便带着全家返回祖籍南昌。
陈三立从此远离政治，
一心寄情于诗词。
在家专心教子女们四书五经、英文……
正是因为父亲的教育，
小小年纪，他就有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陈宝箴领诸孙及重孙合影于南昌（1899年），左二为陈寅恪。
1902年，陈寅恪才12岁，
陈三立就将他送到了日本，
求学于著名的巢鸭弘文学院。
1905年，因患足疾回国治疗。
后考入上海复旦公学。
在这里，他苦学德语和法语。
留学日本时的陈寅恪（中）
从复旦公学毕业后，
他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西洋游学之旅。
家境富裕的他，却坚持省吃俭用，
每天吃干面包，穿破衣服，
剩下的钱都用来买书。
他的足迹遍及日本、德国、美国等国，
他就读过柏林大学、苏黎士大学，
也读过哈佛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
在这些世界一流的学府里，
他皆以天才闻名，
但直到游学结束，
他却从未获得过一个学位。
文凭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
他说：
“考博士并不难，
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
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获取知识是他全部的目的，
他走的是跟别人不同的路。
正因为如此，他具备了梵、巴利、
英、法、德等二十余种语言能力，
他还学习物理、数学……
是中国人中阅读德文原版，
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的第一人。
在每所名校，他都能以天才而闻名！
陈寅恪用各种语言做的笔记
1925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
欲聘四位大师，以培养国学之栋梁。
中国近代美学开创者王国维是第一位。
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第二位。
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第三位。
第四位导师聘请谁呢？
教授吴宓推荐：“陈寅恪可担此任。”
校长曹云祥不知陈寅恪，便问梁启超：
“这个人是什么文凭？有什么著作？”
梁启超说：“没有文凭，也没有著作。”
曹说：“不是博士，又没著作，这就难了！”
梁说：“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所有著作加一起，不及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最后成为了第四位导师。
陈丹青《国学研究院》局部，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
既没有著作，也没有闪光的文凭，
这样的人怎么能有本事当导师呢？
所有人都等着看他的笑话。
到清华大学任教的第一天，
他先是送给学生们一副对联：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
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
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
王国维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读书顾问。
那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便是，
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溥仪的同学了。
这副对联让学生们听了如沫春风。
他又说：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
近人讲过的，我不讲；
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
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四不讲，是他讲课的最高境界！
这也太霸气了？试问天下谁能做到！
果真他一张嘴，学生就彻底服气了！
他的学问纵横古今、贯通中西。
他迅速掀起了一阵“陈寅恪热”。
校内校外的学生都慕名而来，
而且经常这些学生一转头，
发现自己的教授们，
竟也坐在后面的位置上，听得入迷。
吴宓教授风雨无阻，堂堂必到。
哲学专家冯友兰，朱自清等，
高水准的教授都跑来听他讲学。
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也说：
“听他的课，是无法比拟的享受。
在中外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
国外只有吕德斯，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因此北大学生尊称陈寅恪为
“太老师”，意为“教授的教授”。
因为他出身名门，又富有学识，
学生们还称他为“公子中的公子”。
郑天挺却称他为：“教授的教授。”
吴宓却赞其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梁启超也由衷佩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胡适在日记中称他是：“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大师傅斯年更是惊叹：“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当时的北京学术界，分为
本土派和留洋派两大阵营，
两排互相看不起彼此，
但无论哪一派，
对陈寅恪都是恭恭敬敬的。
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是极为罕见的。
他的学问深不可测，高不可攀，
清华大学这方天地，
还远远无法让他发挥出自己所有的学识。
他不仅是国内的大师，
还是世界的学术权威。
有一次，他在英主讲东方学与汉学，
欧洲各国汉学家云集于此，
但能听懂他的课的学者寥寥无几，
因为他广征博引，更引用多门语言，
一般学者在他面前，根本抬不起头。
中国学者蓝文征是陈寅恪的学生，
有一天他在日本一家餐馆吃饭，
遇到了白鸟库吉等许多日本著名历史学家，
其中一位刚从东北拿回一张中国地契，
说是三百年前明末的东西，供大家传阅。
大家看后都赞叹不已，没有异词。
等传到蓝文征手里时，他却说：
“此非明末文件，而是光绪时文件”。
白鸟听到后很惊讶，要他再看看。”
蓝文征坚定地回答说：
“这纸是清末流行东北的双找纸，
又厚又粗，不是明纸；
钱的单位用吊，这是清制。”
白鸟听完后很服气，他问蓝：
“你认不认得陈教授？”
蓝说：“陈寅恪先生，那是我恩师”。
白鸟一听竟马上隔桌尊敬地向他伸过手来，
一改之前高高在上的态度，
这位日本史学界的权威人物，
在日本被捧得跟太阳一样高。
却在听到他是陈寅恪的学生后，
马上变得恭恭敬敬的。
为何他唯独对陈寅恪甘拜下风？
原来有一次他研究中亚史问题，
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德、奥学者，
却无人能解，直到找到陈寅恪，
问题才解决了。
白鸟感慨道：
“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他学术了得，
而转眼间，已经三十好几了，
除了他的父亲为他的婚姻大事着急
他的好友赵元任也为他着急。
1925年，陈寅恪到清华教书时，
已是年届35的大龄“剩男”。
当时，很多人为他牵线搭桥，
但陈寅恪总是“无甚感觉”。
1928年，一位老师闲聊时请教陈寅恪，
“我爱人的好友家中挂着一幅字，
署名‘南注生’，这南注生何许人？”
陈寅恪答：“必是灌阳唐景崧之孙女。”
陈寅恪读过唐景崧所著的《请缨日记》。
“南注生是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别号。”
陈寅恪对这幅字非常感兴趣，
便向郝更生提出，希望拜访其主人。
一拜访，果不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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