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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新论:从商鞅的军事外交到重识先秦诸子
送交者: 名果之恋[♂巡抚★★♂] 于 2017-02-21 20:43 已读 71 次  

 商鞅(?-公元前338年),卫国宗室出身,所以他被称作“卫鞅”;他所属的支脉以公孙为氏,所以又叫“公孙鞅”。那“商鞅”的叫法怎么来的呢?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年)公孙鞅因军功受封为彻侯(秦国的最高爵位,汉朝时避汉武帝刘彻讳,改名“列侯”),封地在邬(今陕西商洛市境内),为了表示对公孙鞅的尊崇,秦孝公特意将“邬”改名叫“商”。华夏族有一种由来已久的观念,那就是功成名就之后衣锦还乡,项羽曾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所以把封君本人的家乡封给他,显示着一种特殊的恩宠。公孙鞅老家在卫国,当年周武王把商王朝的故都封给了卫国,也就是说公孙鞅老家是商朝故地,所以秦孝公将公孙鞅的封地改名叫“商”。此后,人们就称公孙鞅为“商鞅”了,或者尊称之为“商君”,《史记》才会有《商君列传》。

 

  话剧《商鞅》中尹铸胜饰演的商鞅

  追随公叔痤和由魏入秦

  商鞅早年追随魏国重臣公叔痤,在公叔痤家担任中庶子(一说为“御庶子”)一职,相当于随从兼参谋。魏国在魏文侯时代经历了李悝的政治改革和吴起的军事整顿之后,国力蒸蒸日上。商鞅长期追随公叔痤,对于富国强兵等问题自然会有很深刻和独到的认识。

  商鞅还从公叔痤那学到了很多军事知识和为人处世的道理。从时间和年龄推断,公叔痤应该和名将吴起共事过,甚至可能曾在吴起麾下任职,所以深得吴起治军之法。魏惠王八年(前362年),公叔痤带兵大破韩、赵联军于浍水(今山西浍河)之北,擒获联军主将乐祚。魏惠王要赏赐给他一百万步田地(战国时期百步为亩,一亩约合今0.31亩,一百万步约合今三千多亩),公叔痤推辞说:“士兵们能不避艰险、勇往直前且始终保持作战阵型而不溃散,这是当年吴起治军有方的结果;勘察地形,制定行军路线,合理安排攻守,这是巴宁、爨襄的功劳;让士兵和百姓知道战场上的赏罚一定会兑现,是大王法令严明的结果。而我所做的,只是在看见敌军后,指挥士兵发动进攻罢了,所以不敢受赏。”于是魏惠王赏赐给吴起的后人二十万步田,巴宁、爨襄各十万步田。同时进一步嘉奖公叔痤,在一百万步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四十万步。追随公叔痤那些年所获得的学识,可以说是商鞅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电视剧《大秦帝国》中的商鞅和公叔痤

  《商君列传》记载了一则关于公叔痤和商鞅的故事,说公叔痤病重之时:

  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意在让公叔痤推荐继承人)”公叔曰:“座(通“痤”)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原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就是嘿嘿一笑)。王且去,座屏人(屏退左右侍从)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道歉)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你),王色(从面色来看)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先为君主着想,再考虑你商鞅),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迅速离开魏国)矣,且见禽(通“擒”,逮捕)。”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最终也没走)。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这则故事显然是后人追述,当时魏惠王尚未称王,应称之为“公”或“君”。故事情节也难免有夸张和渲染之处,但魏惠王确实没有任用商鞅,商鞅最终去了秦国。

  多重角色的施展与拜相封侯

  战国时期,君主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臣下举荐,商鞅能够见到秦孝公是通过宠臣景监的举荐。这位景监可不是太监,是楚国贵族,昭、屈、景是战国时期楚国最强盛的三大家族,楚国贵族为何会在秦国当官?因为秦、楚两国世代联姻,直到秦始皇时,还有大批楚国贵族在秦国任职。通过结交景监,商鞅还抱上了楚国这棵大树,在出土文献中,秦家嘴楚简有“秦客公孙鞅聘于楚之岁”、天星观楚简有“秦客公孙鞅问王于戚郢之岁”这样的记载,说明商鞅可能不止一次造访楚国,商鞅最终的封地也选在了秦、楚交界的邬城,不得不说商鞅的这一做法颇具纵横家狡兔三窟的特点。

 

  商鞅时代的形势图

  秦国的变法其实在秦孝公之父秦献公时就已经开始了,秦献公元年(前384年),“止从死(禁止用活人殉葬)”;二年,迁都栎阳,削弱旧贵族的地域影响力;六年,开始在部分地区推行县制,打破旧有的宗族组织;七年,“初行为市”,进行经济改革;十年,“为户籍相伍”,也就是户籍改革,让国家直接掌控人口。秦孝公初年商鞅的改革也是陆续展开的,最初变法的阻力可能不太大,而且收效很显著,所以秦孝公十年(前352年)商鞅升任“大良造庶长”,相当于相国。也就在这一年,商鞅开始发挥他的军事才能。

 

  “大良造庶长”商鞅督造的兵器部件(故宫博物院藏)

  当时,魏军主力正在东方对阵赵、齐、宋、卫等国,商鞅决定抓住时机,给魏国一记猛拳。公元前352年,商鞅率军直指魏国旧都安邑(今山西运城市境内)。魏军胶着于东方战场,无力西顾,安邑守军最终投降。要知道,魏惠王把都城从安邑迁到大梁才十年(公元前361年迁都)而已,安邑依然是魏国政治、经济名城,人口和财富聚集之处,还是魏国历代先君陵寝之所在,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旧都沦陷,这对魏国军民士气的巨大打击可想而知。《史记·魏世家》记载这一年魏国“筑长城,塞固阳(未详在今何地,但肯定是战略要地)”,加强防守。结果,第二年(前351年),商鞅又带兵包围了固阳,固阳守军投降。局势似乎一片大好,然而,就在这一年,魏国开始了绝地反击。

  魏国毕竟是老牌强国,家底丰厚。魏惠王和韩国结盟,迅速解决了东方问题,把齐国打得“筑防以为长城”(《竹书纪年》);随后,挥师西向,不仅收复了失地,还包围了定阳(今陕西延安东南)。《战国策》说这时的秦孝公“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

  危难之际,商鞅自告奋勇前往游说魏惠王,对魏惠王说:“现在听命于您的,都是宋、卫、邹、鲁等小国,您若想成就王业,一定要让齐、楚、赵、秦、韩、燕这六个大国听命。有秦国的支持您一定能够成就王业,您不如先穿上王服再去讨伐齐、楚。”商鞅的这套说辞让魏惠王很受用,当时只有楚国在几百年前就称王了,齐、赵、魏、韩都是侯爵,秦、燕是伯爵,“王”这个称号对中原各国来说是个巨大的诱惑。而且在魏惠王看来,韩、赵已经和魏国结盟,若是再有秦国的支持,魏国似乎真的离王业不远了。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和魏惠王在彤(今陕西华县南)会盟,双方罢兵。商鞅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成功将“祸水东引”,《竹书纪年》记载此后魏国曾联合赵国北伐燕国,南联韩国攻取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魏惠王还扩建宫室,车架仪仗全部和周天子等同,摆足了要称王的架势。秦国则积极配合魏国,魏惠王召开逢泽之会,率诸侯朝天子,秦国都主动参加。

 

  电影《战国》中的魏惠王

  在为秦国争取到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后,商鞅的角色又从纵横家转换成法家,公元前350年,商鞅开始大规模的变法改革,将全国规划为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重新分配田地,统一度量衡一系列措施同时展开。但是这次改革触及到太多人的利益,反对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太子甚至直接触犯新法,商鞅采用雷霆手段,“刑其(指太子)傅公子虔,黥(在脸上刺字)其师公孙贾”;几年后,公子虔又一次以身试法,商鞅果断将其处以劓刑(割掉鼻子)。数以千计的秦国人议论新政的得失,商鞅说这些都是“乱化之民”,全部发配边城,一时舆论肃然。商鞅的做法不一定都妥当,但他的法令确实得到了深入贯彻和执行,并对秦国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当年商鞅“祸水东引”的策略在公元前342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这一年,魏国十万大军在马陵之战中全军覆没,元气大伤。《竹书纪年》记载第二年“五月,齐田朌伐我(指魏国)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指赵国)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年近花甲的魏惠王惨败在了对他俯首听命了十年的秦国手中,真不知心中是何滋味。

  公元前340年,商鞅继续统军伐魏,魏惠王派遣公子卬迎战。商鞅当年在魏国时和公子卬关系很好,于是心生一计,派人送信给公子卬,说你我关系这么好,就不要打仗了,你劝魏君罢兵,我劝秦君罢兵。然后秦军真的就拔营起寨开始撤退,商鞅可能还弄来了秦君撤军的诏令,公子卬也就信了。商鞅又说临走前老朋友叙叙旧吧,公子卬天真地来赴会,结果被商鞅设伏兵给擒获了。随后,商鞅趁着魏军主帅被俘、人心浮动之机一举将之击溃。正所谓“兵以诈立”,商鞅的军事才能也得到了后世的认可,《荀子·议兵》说:“故齐之田单,楚之庄蹻,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所谓善用兵者也。”商鞅也因为这场胜利受封为彻侯,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由商鞅来重新认识先秦诸子

  以往,人们对商鞅的认识可能止于法家的代表人物,其实这是汉代以来学界的一种误导。流传至今的先秦文献,绝大多数都是汉代人编订整理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思想进行了概括,刘向、刘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九流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汉书·艺文志》延续了这种划分方法,这种对先秦学术体系的建构有其合理之处,但也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其中一点就是对先秦人物认知的刻板化。由上文不难看出,商鞅兼具法家、兵家与纵横家的素质,再如屈原,不仅能写出优美的辞赋,还通晓法令、善于外交。所以,我们需要打破刻板印象,重新认知这些多能多艺的鲜活人物。

 

  中华书局版《汉书》(东汉班固等著)

  汉代对先秦诸子流派的划分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庄子的思想和老子的思想分歧巨大,其实是个单独的流派,但都却被划入道家;慎到思想接近庄子,却被《汉书·艺文志》划入法家;而法家的代表韩非与老子的思想其实有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韩非子》中还专门有《解老》、《喻老》两篇文章阐述老子的思想。

  汉代编定和传授的诸子作品也有很大偏颇,比如出土的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评诗注重人的真情实感和诗的原意,汉儒注释的《诗经》中则全是政治化的道德说教;郭店楚简《老子》与儒家思想有很多融通之处,而不像传世本《老子》那样与儒家思想尖锐对立。

  打破固有认知,我们会发现一段从未注意到的春秋战国史,还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重新发现那段精彩纷呈的诸子百家争鸣! 转自凯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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