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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兵书,中国传统兵学的战略大智慧
送交者: hgao[★★★★天山隐士★★★★] 于 2017-10-09 0:55 已读 3565 次  

提起中国古代的兵书,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蕴含着深邃的战略思想,它不仅为我们中国人所重视,也漂洋过海传播到了日本、西方,得到了国外学者与军事爱好者的关注。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春秋末期的齐国人孙武,他曾向吴王阖庐进献兵法十三篇,吴王要求测试孙武的带兵之才,考察他是否只有纸上谈兵的本事。孙武带兵以严明的纪律为先,执行军纪毫不顾及他人情面。他认为:“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带兵之将应首先向兵士申明纪律,申明清楚后,对不能严格执行纪律的兵士,应当予以惩处。

孙武进献的兵法便是今天我们熟知的《孙子兵法》,现存最早的该书注文同样出自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之手,他就是曹操。曹操盛赞《孙子兵法》道:“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着深矣!”

1972年考古学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挖掘出了一批汉代竹简,其中便有《孙子兵法》和失传已久的《孙膑兵法》。先秦称“孙子”者,除孙武外,还有战国时代齐威王的谋士孙膑,他是孙武的后代。田忌赛马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而想出获胜之法的正是孙膑。孙膑也著有兵法,只是失传已久,幸赖考古学者与文献学者的辛勤之功,我们竟能在其失传一千多年之后再次读到《孙膑兵法》。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兵书,其实中国古代的兵书还有很多,下面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其他的几种兵书。

提起《黄石公三略》,可能许多读者都会感到陌生,不过黄石公却与另一位我们熟知的人物有关系,这便是汉代的开国功臣张良。

司马迁在《史记》中讲述张良的早年经历时提到,有一天,张良走在一座桥上,有一位老者走到张良身旁,将自己的鞋扔到桥下,并对张良说:“小子,去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又惊又怒,本想拳脚相加,以其年老而作罢。他将鞋从桥下捡上来,并按照老者的命令,为其穿好了鞋。老者要求他五天后的早晨还在桥上相见。张良五天后到约定地点时,老者已先他而到。老者对他说:“与长者相约,怎么能够晚到呢?”于是他要求张良五天后再来,虽然五天后的鸡鸣时分,张良便起床赴会,老者却还是先于他到达。又过了五天,张良夜半就守候在桥上,老者见之,欣然将一卷兵书送给了他,并说:“十三年后你到济北时,谷城山下的黄石便是我。”老者送给张良的兵书是《太公兵法》,张良经过认真研读,成为了刘邦身边杰出的谋士。

也许是因这样一段传奇的存在,后世便有人托黄石公之名创作出了《黄石公三略》,此书在《隋书·经籍志》中有记载,文献学家黄永年先生认为此书应是魏晋以后所作的。

《黄石公三略》共三卷,分为上略、中略、下略。它开篇即讲如何做好一个主将:“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败家,失人也。”身为主将,首要的是得民心,唯此,有才之士才会纷至沓来,献计献策。而如何才能得民心呢?《黄石公三略》突出一个“德”字,这也是贯通全文的一条线索。

中国古代的第一部官修兵书诞生在宋代。宋仁宗深恐自己的将领“鲜古今之学”,即对古今战史、战法等不够了解,以致不能克敌制胜、接续前辈的功业,遂命天章阁待制曾公亮、工部侍郎丁亮等人编撰《武经总要》。该书历时五年撰成,书成之后,宋仁宗亲为作序。

我们前面介绍的兵书篇幅都不长,而《武经总要》的篇幅却可以用“洋洋大观”来形容,它分为前后两集,每集均有二十一卷,共计四十二卷。前集分为“制度”和“边防”两部分,主要记述了宋朝的各项军事制度、作战方法及边疆形势、应对策略等;后集分为“故事”和“占候”,主要记述了历代用兵故事和预测气候、吉凶的方法。《武经总要》中有许多兵器、营阵的精美插图,可以说这些插图为我们了解古代军事制度提供了一条最直观的路径。

1599年版《武经总要》中的插图

这张插图展示的是古代攻城器械之一——行天桥

还有一点应当说明的是,宋神宗还颁布了《武经七书》,这是中国第一部由官方颁布的军事教科书。它是七部古代兵书的合称,也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之所在,这七部书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孙子兵法》《太公兵法》(又称《六韬》)《黄石公三略》(简称《三略》,常与《六韬》合为一书)外,还有《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

明代后期是兵书大量产生的时代。历史学者李伯重先生在《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中写道:“明代兵书数量之多,为中国各朝之冠,其中大部分又出自16世纪、17世纪。”这与明代后期倭寇的屡次进犯、北方边疆形势的波动有密切关系。

在对敌作战中,火器已经成为明代军队最重要的武器,与一些人认为明代火器落后于西方的观点不同,李伯重先生认为“到了16世纪、17世纪,西欧火器技术传入,中国对此积极引进并加以改进和创新,使得中国火器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从而与西欧的水平大体相当,使得中国和西欧成为当时世界上军事技术最发达的两个地区。”

明代兵书中记录火器者甚多,其中何汝宾的《兵器》中的《西洋火攻神器说》一章,“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方火炮技术的专著之一”,后来此章在1799年译成了日文,对日本产生了影响。

在本文最后,笔者还想介绍一下明代一部与海洋有关的兵书,这就是成书于1562年的《筹海图编》。此书是由当时巡按浙江的胡宗宪主持编写的,其编纂目的即在有效应对倭寇进犯。胡宗宪麾下可谓人才济济,不仅有戚继光、俞大猷这样的名将,其中戚继光也撰写了一部兵书——《纪效新书》,而且还有郑若曾这样的布衣学者。

1624年版《筹海图编》书影

在这一页的最上方,读者可以清晰看到“钓鱼屿”的字样

郑若曾受胡宗宪委托,编写了计有十三卷的《筹海图编》。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部书用专章讨论了倭寇的产生、他们习惯的作战方式,并且在总结历次大捷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解决倭患的方法。

《筹海图编》还是一部重要的海防地图集,它包括了一百多幅地图,如广东、福建、浙江、直隶(此处指的是南直隶,即今江苏、安徽、上海一带,明代还有北直隶,即今河北、天津、北京一带)、山东、辽东沿海山沙图、沿海地区州府城池图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尤其应当提及的是,该书卷一的《福建沿海山沙图》中描绘了钓鱼岛的轮廓,并将其称为“钓鱼屿”,这是明代将钓鱼岛等岛屿作为中国领土纳入海防区域的明证。

◎本文原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陈彧之),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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